Chapter 1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2012年3月18日10点54分，“走饭”使用时光机发了她最后一条微博。3月19日凌晨1点32分，“江宁公安在线”发布警方通报，确认“走饭”已死于自杀。

“走饭”本名马洁，是一位90后南京高校学生，于3月17日凌晨自杀。她选择使用时光机定时发送最后一条微博，让人无法穿越时空挽救她。

如今，“走饭”已经离开这个世界7年多了，但她好像从未离开。7年多来，她最后发送的那条微博 ，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留言。每一个留言者的ID背后，都有着一个抑郁的灵魂，这里成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的树洞。

精神科医生何日辉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走饭”自杀4年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们为何爱和“走饭”聊天？》，对“走饭”最后一条微博下不断增加的留言现象进行分析，当时留言数量已超过43万条。

何日辉在文中表示，“走饭”微博下的几十万条留言，从内容看，大多数是抑郁症患者内心负性情绪的释放，对很多抑郁症患者而言，“走饭”的微博已成为了抑郁症患者的精神家园。但作为精神心理卫生工作人员，他能明显感觉到，浏览“走饭”的微博，会触动抑郁症患者内心的创伤，唤醒他们的负性情绪，甚至会激发或强化他们自杀的冲动。

因此，何日辉曾提议应该关闭“走饭”的微博，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反对。后来，何日辉理解了反对声音，看到了“走饭”的微博存在的积极意义。

他写道：

如今，那条微博下的留言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00多万条。何日辉告诉“医学界”，据他所知，目前国内并没有精神卫生机构或组织去关注这条微博下的抑郁症患者群体。

Chapter 2

微博用户“自杀遗言收录者”的第一条微博发送于2014年12月27日，内容是：遗言001：还没有发现美好就已经崩塌 。

她的微博内容就是这样一条又一条的“遗言”，但她却在《给关注这个微博的所有人看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个微博的目的是让所有孤独无助的人找到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找到感同身受的东西，然后坚强地活下去。

她一共发布了260条“遗言”，没有人知道写下这些“遗言”的人后来的命运。

有人在她的微博评论区发出疑问：如果有人自杀了，你说她是想不通，还是想通了？

她的微博停更于2018年2月24日，最后一条微博内容是：新的方式对过去说再见吧，新的一年。

Chapter 3

每年的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10日）的主题是关注自杀预防。

关于自杀，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列举了几个重要事实：

自杀会发生在人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2013年5月，第66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第一个“精神卫生行动计划”，自杀预防是精神卫生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定下了明确目标：到2020年各国自杀率降低10%。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预防自杀，全球要务》，这是世卫组织在该领域第一个出版物。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博士在序言中写道：

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没有把自杀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来优先处理。

陈冯富珍博士呼吁各国行动起来，把自杀预防工作作为要务往前推进。她发出这一呼吁时，全球已有28个国家建立了国家自杀预防策略，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加入这一行列。

Chapter 4

迟骋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工作十余年来，他说每周都会遇到一两例自杀患者。

虽然他从不主动询问病人自杀原因，但也有1/3自杀者的家属会主动告诉医生。他所了解到的自杀者的自杀原因，因情感原因自杀的最多，其次是身患了重大疾病，不愿意拖累家人。

因情感原因而自杀的女性较多，总体上，迟骋抢救过的自杀者以20-40岁的年轻人居多。自杀方式多使用药物，安眠药是首选，郊区农村的会选择农药，因为安眠药很少有能吃到致死剂量的，所以大多数送到医院的自杀者都能抢救过来，而服用农药自杀的人，即使能够抢救成功，往往也会留下严重的并发症。

身为医生，迟骋说他对自杀的行为其实是比较生气的。

“我们每天面对那么多为了活着而辛苦地努力着的病人，她们却不珍惜自己健康的生命，但我们也没好的办法预防自杀，身为急诊医生，只能帮她们度过这一关。”

迟骋抢救过的自杀未遂者，此前基本都已经有过自杀或自残行为。虽然在抢救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有时也会介入，但也仅限于在自杀者不配合治疗时。在抢救成功，患者出院以后，医院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Chapter 5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自杀与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是一位加拿大人，本名Michael Phillips。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6年，1985年他第二次来中国后，留在中国工作至今，预防自杀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费立鹏教授

在他还未成为正式的医生时，他在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工作，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看护自杀未遂者，和他们交谈，安抚他们。每个自杀未遂者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费立鹏通过他们的故事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伤害自己。渐渐地，他发现倾听很重要，后来他在国内建立起预防自杀的心理热线，就要求接线员多倾听，少说话。

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对自杀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就转到了精神科专业，同时进修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位。

但费立鹏来到中国工作后，他发现自杀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不能进行研究，也缺乏研究的数据和资料。

从1990年起，当时的卫生部开始把全国的死亡数据，包括自杀数据，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费立鹏开始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并开启了他的预防自杀研究。

在精卫中心见到费立鹏时，他正在和学生修改一份PPT，在世界预防自杀日前，他将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进行演讲。演讲的题目被投影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真的可以使用于降低自杀率？》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有些悲观。因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预防自杀建议，自杀预防不仅涉及到卫生部门，还包括教育、人事、社会保障、司法和其他部门。如限制自杀工具的方便易得是自杀预防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需要多部门之间协作。

“国内最大的缺陷是，自杀未遂者在医院急诊室被成功抢救后，就回家了，在国外这样是违法的，自杀未遂者要进行精神评估，不能随便离开。”费立鹏举例说，“一个人因为头痛来到医院，医生给他一点止痛药就让他回家了，如果这个患者随后发生中风，医院会有责任，因为没有查出头痛的原因。但已经有了自杀行为的自杀未遂者，治疗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费立鹏认为，如果想要预防自杀，就要建立起相关防范措施。他曾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建起了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并且建起了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800-810-1117，010-82951332）。但他还有一些一直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国内医院急诊室建立起自杀未遂者的登记系统，收集相关数据，进行针对性预防干预。

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在一般人群中，自杀未遂既往史是自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对于自杀未遂者而言，提高生命登记系统、以医院为基础的登记系统和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和质量，是有效自杀预防工作所必需的。

“我们应该知道哪一种自杀方式死亡率最高，了解自杀未遂者的人口学特征等，但这些数据都无法获取。”费立鹏说，“我希望起码在部分地区可以获取自杀未遂者数据，在自杀未遂者回到家里之后，有一个监护人，能够定期随访，给予帮助，情况恶化时及时求助医疗系统。”

费立鹏说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建立起全国性预防自杀计划也是其中之一，这件事他在20年前就开始提议，但这是一件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事，推了很多年，却一直推不动。“我希望能在上海先启动也行，但也做不到，这个计划我已经做好了20多年了，每年都会进行调整，却一直得不到落实。”

“我希望我们的自杀登记系统能建立，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全国自杀预防计划能够落实，这是我最想做到的事情。”费立鹏说，“还得继续努力，但不知道要努力多久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