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际疫苗市场，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的新型疫苗以及发达国家市场被几大跨国药企牢牢把持，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则长期以来被印度占领着。新冠疫苗，会成为中国疫苗企业打破既有国际疫苗市场格局的机会吗？

2020年12月30日，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注册申请获批，成为首个在中国附条件上市的新冠疫苗。稍晚于英国和美国的新冠疫苗获得紧急使用许可，却早于印度新冠疫苗的获批（1月2日）。

从去年年末起，各国的新冠疫苗就开始陆续发布自己的有效率数据。11月，辉瑞递交了其新冠疫苗的有效率95%，Moderna公布了其疫苗的有效率94.5%，阿斯利康的牛津腺病毒疫苗则先试公布有效率70%，后宣布调整剂量后有效率可达90%。

一直到12月中旬，中国的几支疫苗却始终未能公布有效率数据。在外媒的猜测中，中国所走传统的灭活疫苗路线效率过低，恐不能诱发足够的保护……

直到12月30日，国药北京所公布了其疫苗有效率79.34%。上周五，科兴宣布了其新冠疫苗在巴西的临床试验的有效率：78%。

中国的新冠疫苗在有效率数据上交付的答卷是令人满意的，从去年12月开始，媒体中时有报道，菲律宾预订了2500万剂科兴疫苗，巴西预订了4600万剂，智利6000万剂，土耳其5000万剂，印度尼西亚接近1亿剂，阿联酋开始了国药疫苗的紧急接种……到1月3日，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疫苗已斩获了超16国的订单，总数逾5亿。

所有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中国疫苗厂商第一次大规模地在万里之外又文化迥异的国家实施临床试验的波折经历。

美国的疫情正在愈演愈烈，而中国本土的疫情已经平息。中国的疫苗企业只能选择出海试验；又由于监管壁垒和准入的问题，只能选择那些临床研究经验相对匮乏的国家进行临床。

而事实上，对于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进行临床试验，并不仅仅是成为某种资源提供方，目前的形势来看，与中国合作，反倒很可能是他们能够保障新冠疫苗的供应的重要方式。

在杜克大学的新冠疫苗订单统计中，目前的全球新冠疫苗订单已达到了86亿，但其中几乎有85%的订单都是来自发达国家。事实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疫苗生产商的产品都已被本国或者同样来自发达国家的买家预定走了。

预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去年年中开始，由世卫组织领衔成立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旨在让不富有的国家也有公平的机会获得新冠疫苗，并计划在2021年底为人口数约占全球人口半数的发展中国家购买20亿剂新冠疫苗。

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加入了COVAX，但目前已有疫苗获批的美国和俄罗斯都尚未加入COVAX。

去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COVAX，要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且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疫苗研发企业参与COVAX，与有关发起方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这个发言，翻译过来就是：中国鼓励疫苗生产企业向其他国家分享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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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态度，在各国争抢疫苗的当下，几乎是个异类。要知道，即使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疫苗供货商——疫苗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印度，在本次也显得不那么“大方”了。

印度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在近日曾表示，他们会将50%的新冠疫苗供应本国，而正常情况下，这家公司生产的疫苗中，80%会用于出口。

中国的疫苗业这次“一反常态”的出海决定，在《科学》杂志的报道中，曾被描述为：“中国的疫苗研发人员纷纷踏出国门……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启动了大规模试验，并向当地高官提供了候选疫苗。他们在疫情肆虐的巴西中游刃有余，测试并尝试生产疫苗……”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中国疫苗的险招”（China’s Vaccine Gambit），文中提到，中国的疫苗企业在阿联酋、巴西和土耳其建立的临床试验基地，中国的疫苗企业“还在计划或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墨西哥和智利进行大型的三期临床试验”。影影绰绰间，便是西方所忌惮的，中国的“疫苗外交”。

然而，从整个国际疫苗市场看来，在新冠疫苗供需紧张的当下，中国决定面向国际市场，大规模地生产疫苗，所带来的改变远非一时一地。

中国，一个在其他领域以性价比之王著称又拥有完整产业链的疫苗生产大国的入局，正是国际疫苗市场所乐于看到的，而新冠疫苗则是个契机。

被印度把持的疫苗国际公共市场

与很多其他药物比起来，国际疫苗市场出现得算比较晚的。

一直到80年代中期，各个国家由各自的小型实验室生产疫苗供本国使用，疫苗研发还是药学的边缘行业，全球的疫苗营业额不足全球制药业的5%。

到了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首先是苏联阵营的一些国家不再将疫苗生产作为国家发展的优先级，国际上开始出现了国家级大买家，突如其来的大量需求引发了整个国际疫苗生产格局的剧变。

受国家级采购者退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上，疫苗市场的优势开始逐渐展现——疫苗短缺的行情导致了疫苗价格的攀升，整个疫苗产业的营业额开始飙升。而90年代开始，一些高价的新型疫苗，如肺炎结合球菌疫苗、HPV疫苗也开始上市，疫苗在制药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愈加重要了起来。

到了新世纪，人们开始逐步厘清健康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最发达国家到最贫穷的国家，对疫苗和疾病预防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了一种主流共识。发达国家自己下场的购买与人道组织对部分贫穷国家的捐赠构筑了稳定和庞大的疫苗需求。

投资者逐渐意识到了疫苗产业的优势：因为“护城河深”、“现金流稳定”、“利润率高”，开始受到医药巨头的青徕，大型药企们用并购的方法买下了各种小型疫苗实验室，疫苗产能开始集中，最终，5大跨国药企几乎承担了70%以上的全球疫苗供应。

而另一方面，90年代的另一个机遇：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环节分开，制药基地从欧美和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两个重要的目的地就是印度和中国。

在印度，受惠于70年代通过的只保护生产工艺，不保护药品本身的专利法，私营疫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在八九十年代逐渐超过公立疫苗公司而在生产商中占据主力，成为了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印度疫苗企业中的主力，也成了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疫苗产品的主力。

然而，即便有印度入场，面对大量没有疫苗生产和研发能力，却因公共卫生条件差，在传染病面前更为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全球疫苗产能时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

传染病面前最脆弱的地区却得不到必需的疫苗，这种矛盾激化，曾经对全球的公共卫生造成过巨大的威胁。

2006年，印度尼西亚卫生当局曾宣布，将不再提供毒株用于H5N1流感疫苗的生产，“我们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毒株，然后制药商们借以生产出的疫苗却主要销给工业化国家”，“既然根本无法获得疫苗供应，那为什么要将我们国土上的毒株交出去，为他国做嫁衣裳？”第二年，泰国决定模仿印尼，拒绝向世卫组织和制药商们提供流感病毒毒株……

至今，国际疫苗市场上，供需之间的总体态势仍是卖方市场。国际市场上的疫苗供应是偏紧的，32%的疫苗供应来源低于4个，63%的疫苗只有2个或者更少的通过预认证的产品。

长期以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国际组织一直非常希望中国参与全球的疫苗市场。

在一次研讨活动中，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健康创新与合作部的高级项目官员杜珩提到：“长期以来，联合国组织的疫苗采购主要由印度企业把持。但长期过于依赖单一供应来源，仍会影响Gavi和UNICEF在为贫困国家采购时的议价能力。一旦印度发生不可预测的风险，全球的疫苗供应很快会受到影响。引入中国疫苗，一方面保障了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创造了更大的议价空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索马里运送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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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计划免疫，败也计划免疫 ？

对于国际市场上的中国疫苗，一个常被引用数据是：全球已有155个疫苗通过了WHO的预认证，其中，印度有44种，中国却只有4种——WHO的预认证是一块疫苗得以进入国际采购市场的必备的敲门砖。

而根据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2020年3月发布的报告：2019年联合国机构采购的货物及服务总额达到199亿美元，其中医药医疗产品超过采购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在医药医疗产品的供应国中，排名第一的印度在采购总额中拿走了20%，而中国的采购总额占比只有1.9%，且对中国的采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医疗设备”（长效杀虫蚊帐）上，而在另一个总额超过“医疗设备”4倍多的品类“药品、避孕药具和疫苗”，中国尚无进入全球前十的供应商。

中国疫苗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阻碍有很多，技术上来看，重要的是两条，稀缺（高端）大品种的欠缺，以及技术标准与国际水平尚有差距。

因为接种率偏低，本国市场缺乏足够需求，印度的疫苗企业早早就把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与印度的相比，中国的疫苗业则是一个内需驱动的典型。

目前承担了全国75%以上的计划免疫疫苗供应任务的国药中生集团，其最核心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始建于50年代，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免疫“战役”的需求催生了这些复杂制造疫苗的研究所。

之后，经历数十年的努力，到8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的计划免疫网络体系，国内的疫苗需求也日渐旺盛，这些需求，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和免疫接种意识的提高，同时出现了国家购买，免费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一类疫苗）溢出到了自己出钱，自愿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疫苗）。

二类苗的繁荣引发了民营疫苗企业的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疫苗行业的格局已非常清晰，45家疫苗企业，11家为国有，30家民营和4家外企，共生产超过60种疫苗，年产超过10亿剂次。

2018年，一篇讲述中国疫苗公司野蛮私有化历程的推文成了当年的爆款，文章所描述的细节，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罚款300多万，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疫苗的销售，不靠产品质量而是靠垄断和渠道，触动了国人的神经，其影响绵延至今。

然而，那篇提到疫苗的毛利“普遍在80%以上”的长文，却并未能勾勒出中国疫苗产业真正的复杂。

中国一类苗的市场规模约为 30 亿元，占疫苗行业总产值不超过 15%，其中 80%以上由国有企业供应。二类苗产值占疫苗市场总产值超过 85%，其中 80%以上由民企和外企供应。一类疫苗招标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导致企业没有更多的资本投入研发，而二类苗才是当前疫苗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国人的疫苗消费意识，也是在二类苗大品种的变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2016年，全球疫苗销售额的前5大品种是：13价肺炎结合疫苗（PCV13）、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麻腮风-水痘疫苗（MMRV）、流感疫苗（FLU）和五联苗（DTP-Hib-IPV）。

2017年，在中国的二类苗中排名第一的大品种仍然是：狂犬病疫苗——一种带有暴露后预防效果的刚需型疫苗。

而到了2018年，中国二类疫苗中排名第一的变成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狂犬病疫苗排到了第三位，13价肺炎结合疫苗（PCV13）则位列二类苗销量的第五位——那一年，五联苗未能排入前五的原因是大幅缺货影响了销售，而非需求不足。

中国的疫苗销售格局越来越接近全球态势了，五联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13价肺炎结合疫苗（PCV13）这些世界疫苗发展史上标志性的疫苗几乎是在中国一出现，就立刻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三种疫苗中，后两者体现的是创新的技术路线，如同新冠疫苗中美国的mRNA疫苗；而前者，五联苗，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工艺水平，将传统技术做到极致的能力。

直到2019年，中国一直没有自己的HPV、PCV。2019年12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批准了沃森生物的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PCV）与厦门万泰沧海生物的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的上市注册申请，在大品种的高级疫苗上，中国实现了突破。

然而，至今，中国没有自己的大联苗。

这也许是因为联苗针对的多是计划免疫之内，由一类苗“负责”的传染病，而对于一类苗，没有足够开放的市场，也没有可观的高利润，从而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一位疫苗产业的业内人士这样解释。然而，他同样评价：五联以及更高联合度的“大联苗”，从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国家疫苗产业发展的一种标志性产品。

2011年，由赛诺菲公司生产的五联疫苗获批进入中国，自此后，这支需要自费的疫苗几乎一直呈供不应求的态势，而近几年，五联苗缺货的新闻更是几乎年年发生。

预认证之痛

预认证，则是中国疫苗的另外一个痛脚。

一支疫苗要想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达到国际通用的质量规范。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87年制定了疫苗资格预审的要求和程序，该程序包括对生产一致性的审查和对生产现场的检查。1992年，第四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规定，国家免疫规划中使用的所有疫苗均应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到了1993年，印度血清研究所的一支麻疹疫苗通过了WHO的预认证，这是印度第一支通过WHO预认证的疫苗。

而在中国，直到2004年，国家发布了《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批签发的办法更好地确保了生物制品的安全，也是走出了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

2011年3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有关机构通过世卫组织评估，达到国家疫苗监管体系（NRA）认证的各项指标，至此，由中国的企业生产获得国内批准的疫苗才有了可以申请世界卫生组织认证，进入更广阔的全球采购市场的资格。

整个国家疫苗监管体系得到了WHO的认证后，2012年1月，成都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向世卫组织提交乙脑减毒活疫苗的产品总结文件，启动了预认证申请程序，由盖茨基金会资助，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提供了技术支持。2013年，乙脑疫苗通过了WHO的预认证，这是中国第一支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的疫苗。

至今，中国有4支疫苗通过了联合国的预认证 ，它们分别是：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乙脑减毒活疫苗、华兰生物的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双价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以及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灭活甲肝疫苗。

对于中国疫苗通过预认证的品种偏少的部分原因，2019年，《医药经济报》的一篇报道曾指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相关人士表示，疫苗生产控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证：安全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均一性。对前三个属性，我国的疫苗生产企业都做得非常标准。如果一定要对比，中国疫苗生产与国际上最先进的疫苗生产的差异，主要是疫苗生产在“均一性”上尚需进一步提高。

而中国医药保健进出口商会曾在文章中将之总结为：“对国际采购规则不熟悉、缺乏国际招投标专业人才、缺乏对产品标准的话语权、取得国际认证障碍重重、采购价格利润空间低、特定领域研发能力不强、合同履约能力不足等等。”

新冠疫苗一役之后，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12月31日，国药疫苗获批的第二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负责人申博表示，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期待中国疫苗早日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入选COVAX疫苗库。

按照计划，COVAX需要购买为发展中国家超过20亿剂的新冠疫苗，然而按照发达国家的产量和他们对疫苗的需求，这些疫苗的供应任务可能仍然要落在中国和印度身上。

在印度，最大的疫苗生产厂商，疫苗年产量超过中国全国疫苗的年产量的印度血清研究所曾表示，他们会将50%的新冠疫苗供应本国。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到2021年7月前，印度血清研究所能交付的疫苗可能也不过是3亿剂。

而中国这边，根据2020年年底估计的产能，到2021年年底，国药的灭活疫苗“将可达到10亿剂以上”，科兴的灭活疫苗产能约每年可超过6亿剂，康希诺的腺病毒疫苗也差不多是3亿剂，而另一支很被看好的，由智飞生物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共同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产能约为每天80万人份，每年也是3亿支。最终，最乐观的数字，中国在2021年的疫苗产能有望达到19亿支。

CNN的报道认为，这一役，中国可能会瓜分24亿至30亿剂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甚至更多。

 △北京，科兴生物新建成的新冠疫苗生产工厂。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我们走到了一个门槛上

在BBC曾报道了中国的新冠疫苗在缅甸：中国遇到了对手——印度和俄罗斯——后者带来了他们已在国内开始大规模接种却仍未获世卫组织认可的“卫星V”疫苗，而前者则是东南亚传统的疫苗供应国。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一位缅甸卫生与体育部曾告诉BBC，尽管有三位新冠疫苗候选，目前，排在候选名单第一位的是中国疫苗。

新冠疫苗一役，也许会提升中国疫苗厂商面向国际市场的积极性，杜珩认为：“它会在某种程度上集中激励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

“中国有几十家疫苗企业，从能力来讲，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潜能，目前只差最后一小步，而通过刚才说的新冠疫苗的这次集中的大爆发，也许就把这一小步补了0.5步。也就是说，如果再做一点努力，可能就是一片广阔天地。”

突破并不容易，盛诺一家的高级医学顾问、微博行业专家庄时利和告诉健闻：整个国际疫苗市场，利润高的新型疫苗以及发达国家市场几乎被几大跨国药企牢牢把持，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则长期以来被印度占领着，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市场，作为一个陌生玩家，中国都很难进入，毫无疑问，新冠疫苗给了中国一个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然而，我们确实已经走到了一个门槛上。

根据路透社1月7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免疫和疫苗接种专家周四表示，正在评估阿斯利康和中国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以确定是否颁发紧急使用许可。

2009年甲型流感暴发后，印度疫苗生产商迅速响应， 三家制造商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甲流疫苗，并迅速占领了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为印度疫苗站稳东南亚和非洲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0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的疫苗业生产厂商同样迅速响应，3条技术路线的5种疫苗都进入了三期临床，订单覆盖东南亚、非洲和中东。而更为重要的是，经此一役，中国的疫苗企业了解了海外市场，有了出海的动力和信心，整个行业站在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