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纲要）。作为指导中国今后5年及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开启了我国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全文集中在两个章节提及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内容，各类与百姓民生有关的规划亦着墨颇多。

加强公立医院建设、支持社会办医、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强化基层公卫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务。

任务已下达，撸起袖子加油干。健康界带您一起看“十四五”规划纲要里与大健康息息相关的那些“要点”。

新机制：医保筹资方式要调整

医保制度改革是破解民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路径比较清晰，依然是“健全全民医保制度”。

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2020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随着覆盖的人群和疾病越来越多，新阶段医保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未来医保资金如何筹集？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告诉健康界，寻找“十四五”时期基本医保待遇调整机制，是下一步工作重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完善医保缴费参保政策，实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我们总希望医保承担更多责任，那么未来筹资机制肯定要做出动态调整。”朱铭来说。

除此之外，未来医保工作将更强调公平性，以做到同人同待遇。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完善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在朱铭来看来，门诊共济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之前建立这一制度是因为门诊费用管理较为复杂。”朱铭来预测，建立门诊共济保障制度后，门诊管理监管一定会加强，实现提质增效。

关于医疗保障，“十四五规划纲要”还特别提到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朱铭来认为这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无关系，人们需要更多保障。长期护理险和商业险下一步发展重点，朱铭来认为是探索出成熟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并研究出商业保险产品与医保的对接办法。

新格局：公立医院正扩容

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中国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队伍迎难而上，交出一份可以载入史册的时代答卷。在这之后，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和重要性被全社会再次强调。

“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深化医药体制改革”一节中，首先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以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为导向”，为改革定下基调，随后提出“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深入推进治理结构、人事薪酬、编制管理和绩效考核改革”。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成为“十四五”期间公立医院发展的关键词。

而深入推进治理结构、人事薪酬、编制管理和绩效考核改革四个词语背后，代表的是公立医院“十四五”期间的四个重点任务。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医院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丹分析道，治理结构强调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如何落地，这需要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人事薪酬强调的是对医务人员如何激励，未来薪酬制度还应从水平及结构等方面调整，兼顾效率和公平；编制管理背后代表的是一整套制度，本质是“量化的管理”，未来编制管理的方向一定会更有弹性，给予医院更大操作空间；绩效考核的是医院的综合表现，是把医院发展往“高质量低成本”的方向引导，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十四五”期间的重点是把考核标准细化优化，与医院内现有绩效体系对接融合。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办医案例编委会执行主编曹健认为，推动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将成为“十四五”期间公立医院重点任务之一。

优质医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公立医院，为更好地服务患者，扩容的同时提质增效是摆在公立医院面前的重要命题。目前，大医院异地建院或托管小医院、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等项目的建设在各地正如火如荼。由此带来的可见趋势是，曹健判断，公立医院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篇第一句中提到“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这是国家层面文件中，首次如此描述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关系。“两者之间就是一主一辅，共同发展。”曹健告诉健康界。

相较于2019年《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中》提出的“严控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情况有所不同。“十四五”期间，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不会再被严格限制，曹健认为这与疫情期间社会办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过疫情的洗礼，我们看到社会办医的力量有些薄弱，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相反公立医院的作用愈发被凸显了出来。”

站在新医改以来社会办医发展线上看，曹健认为社会办医数量和规模的增速很快，但服务能力没有跟上，其在内涵建设上还有很大潜力。“在内涵建设未做好之前，社会办医也就不被允许盲目扩大规模，否则就是资源浪费。”因此，“高质量发展”也将成为社会办医发展的关键词。

在社会办医领域，一个更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鼓励有经验的执业医师开办诊所。“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引导小型诊所发展，且是以医生为开办主体的小型诊所。”曹健分析说，资本力量开办的诊所多数以连锁机构为主，需要更多考虑到经济利益。相较之下，医生开办诊所，能较为容易考虑到医疗本质。

新方向：疾控体系将改革

为织牢织密国家公共卫生防护这张大网，“十四五”规划纲要在第四十四章的第一节首先明确，要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随后给出一系列系统、基础、体系等层面的调整规划。

对纲要中提到的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杨佳向健康界给出看法，“基层是公卫体系建设的第一道防线，要强化这道防线，未来首先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对于这一点，“十四五”规划纲要也的确纳入了考量，明确表示将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和人才队伍建设。如何建设这支人才队伍？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崔小波教授向健康界提到，我国亟需建立一支“肯打肯干”的专业公共卫生队伍。这支队伍需要有肯做无名英雄的干劲和勇气。

“任何一级疾控队伍，如果不做现场、不深入基层做调研、缺乏临床采样和现场流行病学经验、缺乏网络实验室支持、不会数据整合分析，就不可能在关键时提出科学合理的重大卫生应急处置建议，这支队伍也只是摆设而已。”在崔小波眼中，“前店后厂”应该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所在。

此外，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告诉健康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创新医防协同机制。这意味着，我们从被动建设转变为主动建构，构建一个包括公共卫生行政部门、公立医院、社会群众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同化服务体系。他同时表示，医院“自己赚钱养自己、自己赚钱自己花”的时代落幕，从2020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可看出国家正引导医疗服务回归公益性。只有真正践行人民健康至上，才能让资源与人才从“看病”回归到“防病”，从而保障公共卫生不被弱化和边缘化。

新行动：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立足于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现状，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十四五”规划纲要在第五十五章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第一节就明确，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在接下来社会关爱服务行动的部署中，“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到，将在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不足的地区建设100个左右的精神卫生福利设施。为困难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集中养护、康复服务。

“很多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的患者往往会有很强的病耻感，难以和人言说那份说不出的痛。”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宋崇升认为，未来大众对心理和精神问题的认知还需提升，尤其要将社会心态培育重视起来。

这也赋予了精神卫生、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新的使命。但目前我国仍缺乏一套科学体系和机制来让有心理服务需求的人得到更方便的服务。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未来还需重点突破。宋崇升告诉健康界，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并非简单地陪患者聊聊天、谈谈心就能解决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心理咨询师门槛相对较高，要么必须是专业精神科医生或者护士，要么必须有专业的培训经验、具备相应专业硕士学位等。

“心理服务人员需要不断提升专业水平，而且需要稳定的专职队伍。”宋崇升说道。

他还建议，患者在社区就诊时也会有病情波动、难以照拂的情况，希望能把已经成型、系统化的医学模式借鉴执行，建立相应的向上转诊机制。

新挑战：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亿，占总人口的12.6%。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对此，“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及时做出回应，明确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第四十五章“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规划纲要明确下一步将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动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延伸，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重点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多措并举扩大养老机构床位供给，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5%。

这一点，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体现，促进医养康养相结合，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其中的“医养康养”，是从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出发，将养老和医疗资源的有机整合。美国国家医学院国际院士、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励建安告诉健康界，“医养康养”的概念相对于“医养”“康养”更大。如果要实现医养康养的融合，医疗机构的相关考核指标就要改变，势必要以老年群体的健康为导向。

除此之外，“十四五”规划纲要还将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新趋势：中医将发挥更大作用

《规划纲要》明确，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少数民族医药发展。建设中医药科技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保护和产业发展。强化中药质量监管，促进中药质量提升。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表示，从抗击新冠疫情中不难看出，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深度参与患者救治工作，彰显了特色优势，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因此应该完善相关医疗卫生制度，为以后做好每一次疫情防控提供借鉴和帮助。“中医药正在迎来发展的好时代，大家愿意用中药，敢用中药，在这方面中医药从业者要有信心，但不能盲目自信，要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各方也都要发挥好各自的力量，尤其是政府要做好监管。”邓勇说。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与大健康相关的内容颇多，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以下诸多亮点。

强化医药健康领域战略科技力量

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实验室体系。

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集中优势资源攻关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医药和医疗设备、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础材料、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用数字化赋能医疗健康

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加强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鼓励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

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

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共同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

探索建立无人驾驶、在线医疗、金融科技、智能配送等监管框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规则。

健全医废处置体系

构建集污水、垃圾、固废、危废、医废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

加快建设地级及以上城市医疗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健全县域医疗废弃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医疗卫生和传染病防控合作，建设健康丝绸之路。

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化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对外援助布局，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绿色发展、减贫、人力资源开发、紧急人道主义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

保障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基本权益

保障妇女享有卫生健康服务，完善宫颈癌、乳腺癌综合防治体系和救助政策。

完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预防和控制儿童疾病，减少儿童死亡和严重出生缺陷发生，有效控制儿童肥胖和近视，实施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建成康复大学，促进康复服务市场化发展，提高康复辅助器具适配率，提升康复服务质量。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强残疾人服务设施和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维护政策体系，支持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严防严控药品安全风险，构建药品和疫苗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完善药品电子追溯体系，实现重点类别药品全过程来源可溯、去向可追。稳步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制度。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抽检和监管执法，强化快速通报和快速反应。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防控应急预案制度，健全重大生物安全事件信息统一发布机制。加强动植物疫情和外来入侵物种口岸防控。统筹布局生物安全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生物数据中心体系，加强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和运行管理。强化生物安全资源监管，制定完善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目录，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风险评估机制。推进生物安全法实施。加强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国际规则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