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道，曾位列美国最富有20大家族的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所拥有的萌蒂制药（Mundipharma International Ltd.）正出售其中国业务部门，交易价格可能超过十亿美元。萌蒂制药正在邀请包括私募、国内药企、跨国药企在内的买家竞标，初报价预计会在5月底前完成。
公开资料显示，萌蒂制药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以及商业化镇痛类药物的跨国药企，并且拥有国内最大的专业麻醉和精神类药品生产工厂。由此可见萌蒂中国的竞争力，那么为什么要出售中国业务？其潜在买主将是谁？而在萨克勒家族家族的的出售计划中，不仅有10亿美元的萌蒂中国，还包括家族旗下另一家药企，43亿美元出售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普渡制药的过往更为“传奇”，其当家产品奥施康定，可以称得上是成就了萨克勒家族的财富，同时也为这个家族带来了最大的麻烦，由于阿片类药物滥用，普渡制药受到了近百亿美金的民事诉讼与罚金。本次出售萌蒂中国也不得不被人联想至此。萌蒂中国官网显示，其业务领域包括癌痛、非癌痛、围术期疼痛、消费保健品等，核心产品包括癌痛领域的奥施康定、美施康定，非癌痛领域的若思本、奇曼丁，以及围术期疼痛领域的奥诺美等。并且萌蒂中国拥有国内最大的专业麻醉和精神类药品生产工厂。但专注于阿片类药物的萌蒂中国实际上日子也并不好过。其当家产品奥施康定的市场近年来备受压力。米内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止痛药市场规模已接近184亿元，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位列销售额第五，2019年销售额6.52亿元，这一数额全部来源于萌蒂中国的奥施康定。并且目前市场上尚未有奥维康定仿制药上市，太极集团有望首仿的产品于2019年12月刚获批临床。但实际上，羟考酮的市场增长率一直在下滑，2014年增长了达到53.2%，到了2018年仅为23.93%，萌蒂中国原研的盐酸羟考酮缓释片2019年增长率仅为8.72%，市场上另一款羟考酮产品为北京华素的盐酸羟考酮片，但非缓释类。
除了未来来自仿制药的压力，奥施康定市场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严重风险。
2016年FDA发表指南，决定限制阿片类止痛药的使用，杜绝滥用。FDA在黑框警告中表示，阿片类止痛药的严重风险包括误用、滥用、成瘾、过量以及死亡。当年，美国死于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人数上升至17087人。在国内，2019年，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两部委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将含羟考酮复方制剂等品种列入精神药品管理的公告》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加强对氨酚羟考酮片的管理，使用精神药品专用处方开具氨酚羟考酮片，单方处方量不得超过7日常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风险中也蕴含着机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按国家现行规定采购，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不参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第二类精神药品按国家和各省现行规定执行。也就是说，萌蒂中国所涉及的产品不会触发集采，尽管仿制药将带来市场冲击，但并不会面临超低价的风险。因此，此次萌蒂中国的公开出售，实际上也是为国内想要扩大镇痛药市场的企业带来机会。当然，萌蒂中国在国内业绩承压是一方面，业内也猜测，出售萌蒂中国也是萨克勒家族为挽救普渡制药高额罚金、破产清算局面的手段。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与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达成协议，该公司将承认三项重罪，并面临83亿美元的罚款，以结束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其阿片类药物的调查。这是美国司法部对普渡制药产品奥施康定长达近二十年的调查后得出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前，来自医生世家的萨克勒家族的三兄弟盘下了一家开在美国康州郊外的小型制药公司，也就是这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诞生了百亿美金大药奥施康定——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与吗啡等其他阿片类药物不同，奥施康定口服利用度更高，药效更强、药物依赖性更弱，因此，一经上市，奥施康定便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普渡制药并不满足于此，资本逐利，忽略奥施康定的成瘾性，打出“12小时止痛，不会成瘾”的广告，通过游说政府人员、扩充销售人员、与医生合作来增加奥施康定的销量，一步步造成了滥用。但事实上，阿片类药物不仅能够缓解疼痛，还能产生一种欣快感，促使人们希望重复获得。也就是说，一旦沾染此类药物成为习惯，就很容易上瘾，对药物产生依赖。2012年，美国医生开出了2.82亿阿片类药物处方，该处方量已经足够所有美国成年人使用一个月。彼时已经开始有人死于处方药物过量使用，到了2015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约9800万人）服用过阿片类药物。当时，许多雇主在雇用新员工之前会进行药检，这足以说明药物上瘾和药物滥用的严重性。而据统计，到了2016年，死于处方类阿片类药物的人数上升至17087人。美国联邦数据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1999年至2017年期间，有近40万起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案例。尽管如此，早在2001年FDA就已经向普渡制药发出了奥施康定的警告；2007年，普渡制药被弗吉尼亚州检察官起诉，认为普渡制药在推广奥施康定时，使用了错误的标语，具有诱导顾客和医生的嫌疑。但市场上更为廉价、具有上瘾作用的奥施康定并未因此结束，普渡制药承认了上述指控，并支付了6.3亿美元罚金。但截至司法部宣布对普渡制药的处罚，类似案件超过了2600起，2600起数字的背后是多达数十万例的受害患者，也是累积起来近200亿美元的民事诉讼赔款。为这一系列画上句号的是美国司法部的处罚，普渡制药最终承认三项刑事指控，包括在美国国内蓄谋诈骗美国政府、违反美国联邦反回扣法。违规行为包括该公司“无视其系统发出的危险信号”，向美国缉毒署（DEA）报告，以增加制造配额；为医生开更多的阿片类药物处方提供金钱激励，以及使用电子健康记录数据来提高止痛药处方率。普渡制药最后一笔“罚金”是将支付3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和20亿美元的刑事资金没收，以及支付28亿美元费用用于民事和解，以解决其在《虚假索赔法》下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这将是有史以来对一家药品制造商的最大处罚。百亿美元的民事诉讼，再加上83亿美元的司法部罚金，实际上普渡制药早在2019年就无力支撑，2019年9月，普渡制药向美国政府申请了破产保护。普渡制药已经破产，近三百亿美元的“债务”也回归到了萨克勒家族，尽管该家族对自身财富的处置并未公开，但不难被外界猜测，出售萌蒂中国与奥维康定事件的关系。2014年1月，全球第三大仿制药商阿特维斯（Actavis）宣布因业务开展困难，将彻底退出中国市场。而在此一年前，阿特维斯还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其中国区总裁高仁在2013年曾多次对外表示，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计划未来三年，每年推出两个新品，三年以后，争取每年上市5-10个品种。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阿特维斯对中国市场的措施就有了“天壤之别”。彼时业内人士分析称，阿特维斯退出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业绩不好。2012年，阿特维斯销售额约为23亿元，离其此前定下的百亿销售额目标差距很大。在调整了战略之后，阿特维斯在中国的业务依旧没有达到目标，致使其在2014年决定退出中国市场。除了阿特维斯外，印度最大的仿制药企兰伯西也在2010年宣布终止与中方企业的合资，将所持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的股份悉数出售，退出中国市场。阿斯利康也在2013年悄然宣布暂停针对中国品牌仿制药市场的投资，其耗资数亿美元的泰州生产基地也调整了生产方向。而2011年前后，中国市场正经历新版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推行和药品一致性评价加速推进过程，外资仿制药逐渐与中国本土仿制药在同一个质量层次上竞争，而价格战也让外资企业利润急剧缩减。加之外企在中国市场上获批的仿制药品种非常有限，无法通过自有产品形成集群优势，最终在竞争中落于下风，甚至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而这样的命运并不限于仿制药领域，在中国创新药企业异军突起的时代，也有曾经辉煌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逐渐“失色”。2017年，百济神州在以近10亿美元的价格将在研抗癌新药PD-1抑制剂 BGB-A317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以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许可给美国新基公司（Celgene）的同时，也斩获了新基在中国的业务。百济神州在全面接手新基在中国的运营团队的同时，还获得了其白蛋白紫杉醇和来那度胺等“现金牛”产品在中国的独家授权。而这场交易对于新基而言更像一次“大换血”，当时新基公司CEO Mark Alles 表示：“此次收购BGB-A317 将显著加快我们在实体肿瘤领域开发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步伐，此外该项目还将成为新基正在开展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PD-L1FUSION™开发项目的一部分”。用“现金牛”产品“换”未来的“希望”是明智之选，但也是“无奈之举”。同年，美国医药分销商康德乐健康（Cardinal Health）出售旗下中国业务的消息，也引来业界关注。2016年，康德乐医疗器械业务以124.30亿美元位居世界医疗器械公司第五名。但即使有这样的业绩傍身，也依旧未能让康德乐逃脱“水土不服”的命运。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可能是康德乐对政策的把握还不是很好，认为中国的医药政策会按美国的模式发展，但事实上中国的政策有自己的独特一面，而政策的变化让康德乐始料未及。“康德乐此前在中国收购的多为医药批发企业，对医院的依赖性很高，2017年两票制开启后，仅靠批发已经没有希望，难有未来，因此考虑剥离中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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