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疫苗产业而言，大规模传染病的暴发便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疫苗中，由政府采购免费向民众推广的免疫规划疫苗，因为单价低利润薄，对于其生产厂商乃至背后的投资人形同鸡肋；由民众自行决定是否接种且需自费的非免疫规划疫苗，虽单支利润尚可，却也因无政府大批量采购而很难形成市场规模，亦致使生产企业进退维谷。

自2018年末国家医保主导药品耗材带量集中采购以来，以上局面并非疫苗产业所独有，早已波及整个医药产业。然而，疫苗产业依然因其产品和市场的独特性而格外受挫：创新型疫苗研发的高投入、长周期风险丝毫不亚于创新药；而因其产品的预防性特征、传染病流行的周期性，令其在面对市场时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新冠三年，疫情红利之下，疫苗这个边缘产业一夜爆红。常年冷清的赛道，迎来了数百亿的投资，而其收获，更是令人弹眼落睛，部分国产疫苗厂商的营收和利润达到了惊人的倍放。

一切，仿佛回到了本世纪初。随着甲流、SARS的大流行，跨国药企们纷纷聚焦疫苗，催生了市场规模几十亿美元的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两个大品种，全球疫苗市场规模涨至数百亿美元，创新疫苗也一跃成为跨国巨头们的营收支柱。

然而此番，为疫苗产业带来久违了的“关键时刻”之后，新冠的红利也正在消失，尤其是在中国。

当前，中国新冠疫苗的全程基础免疫接种率已超过了89%，加强免疫接种率超过了71%，国内的新冠疫苗市场空间已经不大了。全球市场上，受更多的供应商和各国防控政策的影响，中国新冠疫苗的出口货值正在迅速萎缩，从2021年10月巅峰时期的逾百亿人民币，跌至了个位数。

常被诟病大而不强的中国疫苗产业，能否补上长年缺失的一课？这场“疫情红利”，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什么？未来的后新冠时代，红利消失后，这个产业又将往何处去？

毕竟，“关键时刻”不会持续太久。

边缘赛道爆了冷门

新冠之前，中国疫苗产业已在低谷逡巡许久。即便在热钱最沸腾的时期，生物医药领域里，疫苗也是个倍显冷清的赛道。

这是个典型的研发前置，投资也前置的产业，“建个实验室，把硬件配齐了，几千万的资金可能就花光了”，疫苗企业博沃生物的创始人吴克告诉八点健闻。

吴克讲起自己刚刚创业时去见VC，“很不容易才约到，沟通结束，别人总是很礼貌地把你送到门口说再见，然后就，再也不见了”。

那是在十年前，当时的《国际生物制品》杂志上刊文提及：有专家曾对国内一家疫苗公司的研发进行分析，发现每个产品平均研发需要13年，研发的直接投入过亿。

吃了很多闭门羹之后，吴克也有了些做投资的朋友，他们向吴克分析：你们这种刚刚起步的创业者，应该找的是天使投资人，但天使轮的出资通常是两三百万，然而，两三百万对一个疫苗的研发有意义吗？你们需要的投资是3000万、5000万，可对投资机构而言，这个量级已经属于B轮了。“你们找天使投资给你们投B轮的资金量，中间的Gap太大了”。

新冠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疫苗行业的创业者也终于迎来了投资人的似火热情。

“其实大部分投资人，哪怕在医药领域浸淫很久的，也几乎不怎么懂疫苗，主要还是追热点和跟投”，一位疫苗产业创业者如此评价跟自己接触的投资人。

“新冠之前，我们这些医药领域的投资人，几乎不怎么投疫苗。”一位资深投资人向八点健闻解释，“疫苗与创新药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赛道，主要的问题是，它花钱多，不确定性太大了。”

事实上，对于这场疫情，以及今天实现了千亿产值的新冠疫苗，即使疫苗行业的资深人士，也难免失手。疫情刚刚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种前景不明，却花费巨大的疫苗。

考虑到疫情的前景尚不明晰，有像SARS病毒一样很快消声匿迹的可能，在一家最早参与新冠疫苗研发的武汉公司，董事会决定停掉疫苗研发项目。

这种误判即使在资深跨国疫苗企业也并不鲜见。因为，那些公司遭遇过的失败更多，损失也更大。

2020年2月，默克公司忍痛割舍其新冠疫苗研发项目。此前，默克从2007年就开始的艾滋疫苗研发失败，带来的影响直到2020年尚未全部消弭；耗费了5年和无数资金的埃博拉疫苗终于在2019年底获批，然而，埃博拉疫情却消失了，这种疫苗的需求量变得极其有限，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赔钱项目。

在讲述新冠疫苗研发史的新书《疫苗商战——拯救世界的针剂》中，作者格雷戈里·祖克曼评价这次决策是“基于冷酷却可理解的理由”。尽管从历史上看，在人类的历次抗疫中走在前列的默克有必要全力投入新冠疫苗研发，但研发新冠疫苗可能会占用一些更重要的领域的资源，比如肿瘤类药物研发的资源，且“疫情会持续多久，目前尚不清楚”。

疫苗从业者们谨慎的另一面，来自行业外的资金却蠢蠢欲动，他们不懂疫苗，却看到了需求，看到了需求背后的巨大利润，于是，资金滚滚而来。

2020年，在中国，疫苗企业被投44家、交易数量53起；2021年被投56家、交易数量70起。根据企查查上已被披露的投资，2015年以来的七年间，疫苗赛道的融资总额超过503.5亿，其中，发生在2021年的就有276.4亿，超过前面6年的融资总和。这其中，在最热的mRNA技术路线，艾博生物成为2021年全球单轮融资额最高的Biotech，全年融资超过10亿美元。

奔涌而来的资金面前，是一个有数十年历史，却几被遗忘的产业在骤然而至的泡沫中终于获得了机会和动力，可以去蹒跚地寻找自己的前路。

规模与利润的魔咒，被打破了吗？

疫情，几乎打破了长期弥漫在中国疫苗产业中的规模与利润的魔咒。

“我们跟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一位疫苗公司战略类部门的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国外销售额最大的都是免费苗，而在中国，最赚钱的是二类苗”。

在中国的语境中，所谓“二类苗”，也即前文所述的非免疫规划疫苗。所谓“免费苗”，意指由政府采购的免疫规划疫苗。在由一类、二类苗划分定义的中国疫苗市场，常年通行的是所谓“二八定律”：市场规模占比80%以上的一类苗，大部分由医科院医学生物学所和国有的“六大所”供应，且只能产生不到20%的利润；而占比不到20%的二类苗，却提供了80%以上的利润，几乎由民企作为供应主力。

然而，一个健康合理的疫苗产业本不应如此。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负责疫苗项目的高级项目官杜珩向八点健闻提到：“作为一个需求量稳定的市场，质优又价廉在疫苗产品上是可以做到的，秘密就是规模。疫苗赚钱靠的不是单剂次的利润，而是规模，规模又会推动企业对质量更加关注，因为规模过大，一旦产品出现纰漏，导致该批次产品报废，企业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它会自觉加强质量技术和人员的投入和管理。”

规模制胜的一个例子是印度血清研究所，这家疫苗公司年产疫苗15亿剂，几乎专攻用于发展中国家慈善捐赠的疫苗订单，80%的产量用于出口。凭借均价50美分的疫苗产品，这个印度家族企业得以跻身世界500强。2022年，根据胡润榜的统计，这家疫苗企业的所有人赛鲁斯·普纳瓦拉还以1650亿人民币的财富跃升为全球医疗健康行业首富。

反观中国疫苗市场，根据智研咨询整理的官方数据，2019年，批签发量最多的二类苗是狂犬疫苗，5863.22万瓶；2020年批签发量最多的是流感疫苗，5765万支/瓶；而这两种疫苗的生产厂商在中国都在10家以上，本就不大的市场被瓜分。

一位专家告诉八点健闻：“大约至少需要5000万到1亿剂的产量，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规模效应”，而中国的二类苗，在新冠疫苗之前几乎没有品类可以达到这个量级。

这种独特的市场结构导致了一些弊端，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需求量最大的一类苗对企业形如鸡肋，企业缺乏动力提升其工艺水平，这甚至引发了一些事件，2018年的长春长生事件的导火索之一便是——长春长生生产的数十万剂百白破疫苗被发现效价不合格。

在当年的一篇报道中，曾将这些“效价不合格”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当时的百白破疫苗使用的仍是过时的共纯化方法，导致疫苗的质量和稳定性较差。

为什么百白破疫苗的工艺提升那么难？

“它是一类苗  ”，4年前，一位从业者曾告诉八点健闻。作为一类苗，百白破疫苗的采购价只有3-4元，利润过低。

4年之后，一位资深的疫苗研究者则向八点健闻提到：“我们当时曾猜测长春长生事件会成为国产百白破疫苗工艺提升的一个契机，然而遗憾的是，变化并没有发生。”

也许，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于中国疫苗产业的一个共识：想赚钱，只能靠二类苗。于是，几乎没有公司会费心去做一类苗的工艺升级，预期中，那注定是亏本的生意。

如果这种二类苗被纳入了免疫规划，“晋级”成为一类苗了呢？

“那就继续去发掘新的二类苗”，一位民营疫苗公司的从业者告诉八点健闻。

长期以来，在中国，企业只有做二类苗才能盈利几乎形成了惯性，导致“永远在一种小规模、质量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重复，他们的确在努力去争取好一点，但又没有足够的野心去支撑一个真正的大品种，也几乎不相信有这样的大品种出现”。

这种“小打小闹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疫苗产业的大而不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用疫苗生产国，但从市场规模上来看，年度市场总额往往不及一个跨国公司大品种疫苗——2017年，中国疫苗市场总额224亿人民币，而就在当年，仅辉瑞公司的一个13价肺炎结合疫苗，全球销售额就有56亿美元。

新冠疫苗一役，整个产业规模与利润齐飞的业绩，也许将改变这一切。

补上的一课：上市不是终点

“新冠疫情之前的20年里，真正称得上大品种新疫苗的只有两个——肺炎球菌疫苗（PCV-13）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新冠是第三个，真正十年才出一个的全球化的大品种疫苗。”一位疫苗产业投资人向八点健闻提到。

新冠疫苗的研发，是中国第一次，从立项开始，就独立地参与开发一个年销售额过10亿的大品种疫苗。

“相当于补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一位疫苗行业的从业者如是说。“中国的疫苗企业，先是计划经济，让你做啥你做啥，不用发愁销售；后来是从国外拿来，但近道抄多了，往往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对疫苗周边的医学、市场的分析、市场拓展、公众教育，都是别人做好了来蹭一下，轮到自己来做的时候，即没有意识，也没有经验。”

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市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疫苗公司，用来证明自己的，只能是数据。而新冠疫情对中国疫苗厂商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从临床试验的数据到真实世界的数据，如何获取，该遵循什么原则，以及如何用这些数据与政府和公众进行沟通？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体验，一位曾在跨国疫苗公司工作多年的资深专家提到：“从一开始，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国企业几乎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在非常成熟的跨国企业身后，把整个流程不折不扣地走了一遍。”

“很多跨国疫苗公司，如辉瑞，其新冠疫苗战略是教科书式的”，上述专家进一步解释，“从临床到获批；之后是加强针和拓展适应症：从成人到老人、儿童，甚至现在已经开始了针对孕产妇和免疫缺陷人群的研究……非常明显，即使在产品批准上市之后，持续的开发也从未停止过，中国企业在这方面需要向他们学习。”

杜珩提到，最为重要的是，“新冠疫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让中国疫苗企业体会到了疫苗上市后管理的重要性”。

在2019年出台的《疫苗管理法》中，用一章的篇幅提到了疫苗的上市后管理，包括：“建立疫苗质量回顾分析和风险报告制度”；以及，“根据疫苗上市后研究、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等情况持续更新说明书、标签，并按照规定申请核准或者备案”。然而，对于中国的疫苗企业，把上市作为终点几乎是一种习惯。

杜珩介绍说，在几家全球领先的跨国疫苗公司中，即使疫苗上市后，临床试验仍然会继续，进一步验证疫苗的有效性，验证疫苗的安全性，挖掘新的目标人群和新的适应症——从成人扩展到儿童，再扩展到一些特殊人群，如新冠疫苗针对免疫缺陷人群……就疫苗的研发管线分布而言，在跨国公司中，有时创新疫苗品种的上市前研发只占研发投入的30%，剩下的70%都是铺在了生命周期管理管线，而其中上市后持续开发的占比很大。

上市并非研发的终点，“从成熟的疫苗中发掘新的价值，把一个产品开发到极致，与急匆匆去从头开发新的疫苗相比，是一件成本效益非常高的事情，也是中国的疫苗企业迫切需要学习的东西。”杜珩这样总结。

现如今，带来了资本的关注、久违的原始积累，以及，亦步亦趋学习最先进的疫苗产品开发全过程的机会后，新冠疫苗的红利也正在褪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新冠疫苗业已供大于求。

此时，能否抓住此次关键时刻之余波，补上欠缺的一课，正是中国疫苗行业能否从仿制和低水平重复，真正走向创新和差异化发展的关键。

据悉，科兴等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打造自己的上市后医学管理团队。

“这个领域非常朝阳，随着越来越多的疫苗产品上市，相关人才在中国会越来越抢手的”，一位猎头如此介绍这个岗位的职业前景。